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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心之虚灵不昧，固原亦兼通有理与无形二义也。
只要你发政施仁，即可以让天下人都来归顺。但是，分、合虽相互对立，却又共同需要。
[9] 《礼运》篇朱熹等人曾怀疑是道家作品，主要原因可能是未强调爱有差等的原则，我想至少就其所代表的文明秩序而言，一直是儒家、甚至百家的共同社会生活理想。马克斯·韦伯，《经济与社会》（上册，全二册），约翰内斯·温克尔曼整理，林荣远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，页39-84（重点看页39-42、52-54等处分析）。这样我一共概括出7条儒家治道的分原理，本文称为治道原则。[4] 不过先秦天的含义也很多，冯友兰称述天之五义[5]，其实他所谓物质之天与自然之天可合而为一（中国人从来没有西方那样完全脱离精神生命的物质概念），他所谓运命之天与主宰之天也可合而为一（运命就是神秘的最高主宰的产物）。参佐藤将之，《参于天地之治：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》，台北：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16年，页295-319。
[18] 见引于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参邢义田，《天下一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85-109页。但是，经书明文，有殷、周、唐、虞，皆不称县。
诸伯之地，封疆方三百里，其食者参之一。而杜佑则是造史，是把郑玄在注经中推导的殷周制度转变成殷周历史。《左传》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，贡金九牧，可见夏称牧。因此，郑玄注经不引用这种没有经文关系的历史事实来证明经文之义。
（《礼记正义·王制》） 郑玄知此为殷制，是因为此四海之内方三千里，而根据《周官·大司马》《周官·职方氏》，周之天下方万里，四海之内方七千里，《尧典》言尧协和万邦，《禹贡》郑注禹之天下九州方万里，则《王制》此文非尧、舜、夏、周之制，因此郑玄推以为殷制。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这又是周分五爵而有千八百国。
（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）《汉书》中周世爵国八百与千八百的差别，事实上是班固与班昭兄妹著史的差别。然而，封国大小问题，《史记》列鲁、卫、齐诸国情况，皆据史载与实际地理相结合而言之，考古说以合事实，此良史之法也。如果将郑玄解释过的经文视为历史，便非常单薄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云：是以封周公于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革车千乘。
……土有三等，有百里，有七十里，有五十里。名山大泽不以封，其余以为附庸、间田。周爵五等，封国有八百、千八百之说，而诸国大小也有异说。但与杜佑此二处的不同在于，杜佑完全是以《王制》所述周制为周代史，所以可用《左传》之史实来证明《王制》之制度。
本来，王莽、刘歆经说与白虎观诸儒经学立场不同，说经迥异，遥若河汉，但在以《王制》之爵制为周制这一具体问题上，恰好皆以《王制》有周法，而班氏之构建周世爵国之制，也因此而以《王制》所定即成周历史。（《周礼注疏·大司徒》）《王制》与此完全不同，故非周制。
诸侯有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郑注：殷汤承之，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，亦分为九州，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。
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其言诸侯封地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地以五百里、四百里、三百里、二百里、一百里为差，出自《周礼·大司徒》。太公于齐，亦五侯九伯之地。杜佑据郑玄之经义造史，既把经文视为历史记载，则可以用更复杂的历史事实来理解经文的原则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殷代爵国之制是说经过程中制造出来的，而周代爵国之制，则是注经的结果。而且，《史记》所述三代内容甚多，时间上恰与经书大量内容相合，但司马迁很少直接以经文为史事。
（《礼记正义·王制》）这是汉文帝时期。（《通典·职官》） 杜氏此制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皆无其说。
班固《地理志》云：周爵五等，而土三等：公、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此文似误脱耳，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？（《礼记正义·王制》）因此，杜佑直接写道：小国三卿，一卿命于天子，二卿命于其君。
较早者有《郑志》载郑玄答临硕云：孟子当赧王之际，《王制》之作，复在其后。……凡九州，千七百七十三国。
如果《周礼》所记述的经文，实际上曾经行于天下，那么这些经文便不只是空言，而且是行事。司马迁所用之法，乃后世考史之法。但是，郑玄对《王制》的注解使《王制》中不言何种朝代，但又与《周官》不同的内容有了时间归属。周封八百，同姓诸姬并为建国，夹辅王室，尊事天子，享国永长，为后世法。
因此，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，皆不言殷代爵国之制。也就是说，抛开经学来看经书，经书是最真实的史料。
也正因为郑玄认定其为汤时，故《通典》列为殷制内容。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别，事实上背后乃是古典史学的一个大问题，即历史书写要不要根据经义进行书写。
因此，注经大师如郑玄之注经，重在把五经视为一个整体，理解经文的每一个部分，而不是把注经视为上承五帝，下接秦汉的历史发展过程。然以经本无文，经说又异于此，故八百之数出自何典，至今已不得而知。
盖《王制》部分与《周官》不同者，郑玄往往判为夏制、殷制、文襄霸制，而《王制》不与《周官》冲突者，郑玄不加评判。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。许慎《五经异义》引《公羊》说：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。注经家对这种制度之间关联的揭示，往往是一种制度建构。
三、从注经到造史 郑玄经学对中国历史书写的影响，主要表现在构建殷、周二代之史。但是，在经学中经文是目的，郑玄注经的目的是解释经文本身。
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为左右，曰二伯。（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）盖以《春秋》为孔子立法，继周而为一代新王之法。
孔疏以为，《尚书·舜典》云觐四岳群牧，又云咨十有二牧，可见虞称牧。殷世爵国之制，经典并无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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